编者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俗话说，知古知今，方知方向，谋划未来。5月30日，大众日报文化版推出整版报道，以“东西问”和“古今问”两个维度展开。从嬴文河畔寻“嬴”、甘肃、陕西“秦从东来”、《史记》记载秦人西迁并被金文、清华简牍所印证、以“一统”为目的的嬴秦文化需要“振兴”等四个方面，探寻嬴秦先民迁徙历史，探讨古老的嬴秦文化对于当下的用处。
“秦始皇魂已死，功业长存”，“秦政法制，百世沿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秦始皇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秦之源何在？”也备受学术界关注。
关于秦朝的起源，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东说”，一种是“西说”：徐中舒、傅斯年、钱穆、顾颉刚等学者持“东说”，蒙文通、王国维等学者则持“西说”。著名史学家对同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随着史料的丰富和地下考古发掘新发现的增多，秦起源“东方说”逐渐成为主流观点。2011年、2017年、2019年，山东莱芜连续举办了三届秦文化研讨会，有专家在研讨会上认为，莱芜与“秦起源”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同时，在“文化创新”驱动下，秦文化的资源保护与利用也被提上日程。
英文河畔寻“英”
秦始皇姓嬴，名郑，研究秦国的起源，离不开“嬴地、嬴人、嬴事”的追溯。
从历史和现在来看，全国唯一一个叫“郢”的地方就是莱芜。中国文字史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宋振豪认为，“这为研究郢秦起源的历史地理演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记者驱车从莱芜市区出发，向西北行驶20多公里，到达了“营城遗址”所在地——杨里街道城子仙村。这与史料记载完全相符。《山东通志》卷九《泰安府·莱芜县志》载：“营城在县西北四十里，即营邑。”
根据《中国政区志》，郢在夏商时期为“封建国”，春秋时期沦为齐国郢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实行郡制，先在济北县设立郢县。1982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出版，将“郢县”标在济北县辖区内，其所在地即济南市莱芜区杨里镇城子仙村，“郢城遗址”就位于此地。
中国以“郢”命名的河流只有一条：郢文河。记者抵达“郢城遗址”前，车子首先穿过一座桥。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郢秦文化研究基地副主任毕玉辉介绍，桥下就是郢文河。郢文河旧称郢水，是山东温河上游三大支流（郢、牟、柴）之一，发源于章丘赤梁泉，流经莱芜区城子仙村“郢城遗址”。我国第一部水系专著《水经》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文水发源于莱芜县元山西南，经郢县南部。”
细雨蒙蒙中，站在城子仙村高地上，观察四周山川，北有群山，东、南有英文河。“英”字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字。唐代学者陆德明解释，英本写作颖。清代学者郝以行亦有同样的说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淑琴基于此研究认为，“英”字有时也写成“瑛”，源于“贝”，“贝”本义是螺蛳等水生动物。由此可以推断，英姓的起源应是水产资源丰富的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曹定云认为，“嬴秦是一个古老的氏族，其祖先是白夷（伯夷）。自白夷以来，驯养鸟兽，尤其是养马，成为嬴人传承下来的一项秘传技艺。嬴人后来的崛起，与他们善于养马有关。古代地名是历史的痕迹。莱芜一带古代称为嬴，说明这一带是古秦嬴人居住的地方，为秦人从东方兴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营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山东大学于2012年至2013年对其进行补充勘探，确定营城遗址保护区周长6673米，面积2580亩，加上周边相关遗迹，总面积近3000亩，涵盖城址、村落、军营、粮仓、墓葬、冶炼等多种类型遗址。
山东省博物馆首席专家孙景明认为，“营城遗址出土了北旬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石器、陶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砖汉瓦等历史遗迹，具有时间的连续性，表明此地在先秦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区域性中心，应该就是当时所谓的‘都城’。”
“秦从东来”来自甘肃和陕西
秦朝发源于东方，是当今甘肃学界的共识。2019年，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应秦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柳宗元一行到甘肃考察，在素有“秦皇故里”之称的甘肃理县，接待人员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家乡的人来了。”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古墓葬中埋葬着秦朝前两位君王——秦忠、秦庄公（襄公）。经专家鉴定，这里正是秦始皇先祖的第一座墓地——西阙墓地。礼县由此被确认为《史记》记载的秦人发祥地“西泉丘”所在地。
公元前770年，受封藩侯的嬴闿（秦襄公）在西泉丘建立秦国，并在西垂修建了西直庙，祭祀白帝，供奉秦族始祖“神”少昊，为开国大典。甘肃省礼县文物局副局长杜小川介绍：“祭祀是秦国独有的藩侯国祭祀，秦国祭祀的来源与海岱地区齐地的‘神’、‘土地公’有关，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
陕西学术界也认为“秦人来自东方”。201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室主任田亚奇在参加第三届嬴秦文化研讨会时表示：“经过梳理半个世纪以来各位学者的研究观点，结合现有的考古发现，我们坚信秦人是从东方迁徙到西方的。”
宋振豪等专家对甘肃礼县西山遗址的西周秦墓、陕西永城市秦公墓和山东商代墓葬进行了对比，认为两地墓葬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至少在三个方面验证了秦人祖先与海岱东夷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第一，秦墓中出现鸟形纹饰，说明秦人来自东方。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了距今2700多年前的猛禽形金饰。这些金饰由金箔裁成侧立猛禽形，钉在秦公棺椁上，从一个侧面揭开了秦人起源之谜。
上古时期，中华民族每个部落都有代表本部落的图腾：黄帝部落的图腾是熊，炎帝部落的图腾是牛，以鸟为图腾的部落则是少昊。而鸟则是秦人的图腾，秦人保留了对猛禽的崇拜，以纪念他们的远祖少昊。如今，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少昊陵依然坐落在曲阜郊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学者孟世凯在《商朝与秦朝的东土》一文中指出：“郢、商两族源于东夷部落少昊氏，以鸟为图腾。今山东莱芜为郢氏发祥地。历史上秦朝与商朝关系密切，秦朝后裔大多在商朝担任大官，协助商朝统治近六百年。”（《管子·学刊》2012年第4期）
第二，秦贵族墓葬以“直肢葬”为主，与海岱东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直肢葬”习俗相似。
考古学家、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通过分析关中地区东周时期八旗屯墓地出土材料，认为“屈肢葬”是春秋以来奴隶的丧葬礼仪，秦贵族则实行“直肢葬”。后来，这一观点得到验证。近年来，礼县西山、大堡子山、元顶山等地秦贵族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直肢葬”。
无独有偶，海岱东夷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直肢葬”也为主流。龙山时期多为单人仰卧直肢葬，大汶口时期亦是如此。1959年，泰安宁阳发现的133座大汶口墓葬中，建有人架的有128座，其中仰卧直肢葬有116座，屈肢葬仅有1例。秦贵族墓葬“直肢葬”出现的时间晚于海岱东夷，可见其传承关系。
第三，秦人的丧葬习俗，如墓葬朝向、人祭、腰坑、器物等，与海岱东夷相似。
宋镇豪指出：“陕西秦贵族墓葬构筑雄伟，Y型棺椁、墓底腰坑、祭犬、海贝及以编钟为主的礼器等，与山东商代大型墓葬有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显示出与海岱族、东夷族有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秦陵32座陵墓的主墓道均位于墓坑东端，且全部面向东方。著名的秦始皇陵，从墓道位置和兵马俑看，也是面向东方。秦人墓葬中，死者的头颅全部面向东方。专家认为，这是秦人对故土的眷恋，不忘本心的表现。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长侯宏伟通过对比研究发现，秦墓中的人祭现象与周人不同，但与东商时期的风格相似。考古队在秦公一号墓中共发现棺椁166具，均为下肢蜷曲的“祭人”，其中“箱祭”72具，“箱祭”94具。相比之下，周墓中并没有人祭现象。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祭遗迹，出现在距今约6500年前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约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也有人祭祀的活人尸体。
侯宏伟还发现，秦墓中的车马坑也具有殷商风格，与洛阳周墓不同。甘肃天水竹峪山毛家坪秦贵族墓中的车马坑，马匹呈骑马姿态安放在辕轴两侧，与山东前莒国贵族墓中的车马坑十分相似。与洛阳东周王城中马匹在下层、车马散置在上层的葬法明显不同。
早期秦人墓葬底部均有腰坑，与海岱东夷墓葬类似。2005年在礼县西山遗址发掘的4座仰葬、直肢葬墓葬底部均有腰坑。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晚期，山东地区腰坑葬习俗均为长方形。
《史记》记载的秦人西迁，得到了金文和青华简的证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民根据司马迁《史记》等著作的记载，概括出秦人五次西迁：第一次是夏朝末期，秦婴助商灭夏，在岐山进入周原；第二次是秦婴为商戍边而西迁；第三次是武王伐纣，秦婴扶持商而受牵连；第四次是秦婴参与武庚之乱，导致周公东征，秦婴兵败被贬，被迫西迁；第五次是秦婴的后代大罗与其子非子率族迁徙到西泉丘。
第四次西迁，由《青华简》证实。青华简为战国中晚期文物，2011年清华大学藏青华简《战国年表》完成解读，其第三篇记载：“飞（廉）东逃至商河（葢）氏。成王伐商河（葢），杀飞（廉），将商河（葢）人西迁至诸，以御敌，是为秦之先祖。”
《说文解字注》：偃即葢，商葢即商偃。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清华大学终身教授李学勤先生认为，上述文字直接表明“秦国先民”是“西迁”至“済”的“葢人”，并与周成王“伐葢”联系起来，向世人昭示“秦国起源于商葢”。
李学勤也认为，周成王“西迁商河（葢）人于渚”中的“渚”即为“渚峪（yu）”。“峪”在战国楚文中通常为“禹”。“渚峪”即甘谷渚峪山，在今甘肃毛家坪遗址附近，当地有西周秦文化遗迹。
清华竹简《年表》解读的完成，也让李学勤纠正了过去的一个误解。20世纪70年代，李学勤在研究马王堆汉墓帛书《使臣书》中“战国使臣”苏秦对燕王说：“复国以来，楚将出句章，秦将不出商燕（燕），齐将不出鲁遂，燕将不出乌诸。”其中句章、商燕、鲁遂、乌诸是指各国原来的居住地，也就是祖籍地。当时，李学勤将“商燕”解释为“上虞”，上虞县在陕西省。 如今清华竹简的解读已经完成，已明确上岩（岩）是东方的上岩（岩），而非陕西的“上虞”。近代著名学者李白凤认为：“上岩非鲁岩，不在曲阜，而在益都莱芜一带，或今莱芜谷地。”
清华简的记载也印证了“周公东征鼎”上的铭文。1924年在陕西省凤翔县城西四十里外的灵山出土的冉方鼎，因记载了周公东征的内容，又称“周公东征鼎”。其铭文写道：“周公征伐东夷于毕、冯白、博古、咸，还祭毕于周庙。戊辰日，以秦酒献毕，赏毕百贝，扎尊衣。”这枚铭文记载了周公东征东夷凯旋归来，在周原周庙举行祭祀，饮“秦酒——秦酒”以示庆贺。
然方鼎铭文有多重含义：第一，周公辅佐周成王。周公“征东夷”与成王征葢其实是一回事，征东夷即征葢。第二，周公东征时正是到了秦地，不然哪里来的“饮酓”？“饮酓”是东征时缴获的战利品。这是西周有“秦地”的历史证据。古文献记载东方有“秦地”。《盐铁论·解鹤》引桑弘羊言：“伯夷初封秦，地七十里。” 第三，周公东征铭文与青华竹简《年谱》第三章相联系，证实了“商河（葢）之民，西迁于诸，以御蛮夷，是为秦之先祖”的史实。
二者对比，李学勤认为，有足够证据可以证实西迁的“商安人”就是秦人的祖先。201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龚长伟到北京拜访李学勤时，李学勤断言：“秦人是嬴姓，秦人就是商安人，原居曲阜、莱芜一带。‘嬴’这个地名在莱芜从古至今一直流传，所以莱芜必定是嬴姓部落的一个中心地区。”
2019年8月，中国先秦史学会济南应秦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柳宗元一行到甘肃考察，途中参观了天水市甘谷县毛家坪遗址。甘谷县博物馆馆长刘克胜向他们讲述了周初因三监造反，秦人由山东被周成王迁徙到甘肃珠峪山的经过。这让柳宗元一行感到又惊又喜。
专家认为王国维、蒙文通秉持“西戎说”的依据，是《史记·秦本纪》中申侯对周孝王说：“昔吾先祖骊山之女，与戎许宣为妻，生中孚，因亲情，归周，镇守西陂。”但这些记载，只表明秦王室与西戎贵族联姻，娶西戎女子骊山之女，生中孚。秦人先祖中孚在商代中期“在西戎，镇守西陂”，但并未说中孚是西戎人。
王国维、蒙文通都是杰出的学者，可惜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清华竹简，也没有看到1976年开始至今的几次秦陵发掘，就连《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没有看到。
秦国原为东方嬴氏的一个部族，古今嬴姓的分布也证实了这一点。《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嬴秦十四部族中，徐、郯、飞廉等，除少数分布在甘肃、山西、河南外，其余均分布在山东地区。济南嬴秦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明瑞考证，嬴氏多达54个，其中大部分在山东及其周边地区，正是东夷部族的活动范围。临沂嬴氏联谊会副会长嬴鸿先介绍：全国嬴姓人有1万余人，山东还有不少嬴姓地方。 临沂铜佛官庄村有300—400人，江苏连云港有300—400人，徐州有300—400人，这些地方与古代英族的分布区域还是高度一致的。
2011年9月，济南应钦文化研究基地主任柳宗元一行到北京拜访李学勤
以“统一”为目标的秦文化需要“复兴”
秦人源于东方，兴起、发展、生长于西域，这是一代代学者努力的宝贵学术成果，是山东、甘肃、陕西三地文物发掘、金文、清华简牍相互印证而得出的结论。其中，李学勤提出的“莱芜必为应氏中心地区”的论断，也为今天济南市莱芜区应秦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依据。
秦国是西方的一个弱国，远离中原，自然环境恶劣。但秦王重视改革创新，标新立异地启用商鞅、李斯等外来人才，以法制为纲，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加强军事实力，由弱转强。统一六国后，“文字一统，轮尺一统，度量衡一统”，华夏与蛮夷的差异逐渐减弱，为维护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文化和制度基础，为中华民族的继续繁荣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团结”仍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保障。以“团结”为宗旨的嬴秦文化，既有历史性，又有当代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以“团结”为主题的嬴秦文化，是历史使命，更是新课题。针对嬴秦先祖与莱芜的命运，柳宗元等人提出了建设“中国嬴秦文化园”的规划构想，这也是嬴秦文化的“古今之问”。
第一，通过追溯秦文化“大一统”的根源，表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是有根有源的。江海无敌，不怕小流，他山之石方能攻玉。秦国体制的先锋性，与“秦营”西迁的历史密不可分：东方的“商燕人”西迁，带来了殷商文化，又吸收了西域的戎文化、周文化，在东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开放强大的秦文化，最终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这对于今天中华民族最终完成大一统大业，有着重要的启示。
第二，秦文化具有“一统”的特征，莱芜地处山东中部，古人类遗址丰富，具有承接古代中华文明的区位优势和历史优势。
鲁中山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和摇篮之一，秦朝的先民来自海岱东夷中的一支强盛部落“上岩人”。东夷人从何而来？考古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东夷人正是海岱的原住民。
莱芜及周边地区古人类遗址众多，莱芜文阳遗址发现了大量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营城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秦砖汉瓦等，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演化特征。
从莱芜往东开车半小时就到了沂源。1981年发现的“沂源猿人”不仅是山东地区最早的古人类，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的古人类。今年3月，山东沂水巴山遗址群成功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以巴山、水泉峪遗址为中心的巴山遗址群的发掘调查，清晰地再现了近10万年来古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弥补了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的“缺环”，构建了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的完整图谱，为现代人类的起源，也就是我们的直系祖先的起源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证据。
此前，山东的新石器时代谱系已十分清晰：距今约9000至10000年的山东省沂源县边边洞洞穴遗址揭开了山东新石器时代的序幕。此后，后李文化（距今8500至7500年）、北旬文化（距今8000至7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至4500年）、龙山文化（距今4000年）等多个中晚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继在齐鲁大地上展开，山东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嬴秦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奠基人，是中华文化大融合的重要推动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缩影。规划中的“中国嬴秦文化园”旨在以嬴秦文化为核心，串联山东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夏、商、周等朝代，深化对中国“大一统”必然性的认识，深化对中华文明从古至今连续性的认识。
据了解，中国QIN QIN历史学会的大型文化旅游项目由山东泰山大学（ ）主持，并由山东吉伊（）的研究计划和Qin Quins Quins 和 Qun of the 进行了投资；纳入综合服务中心，涵盖了70个以上的文化公园。
正如中国人的说法，“流水永远不会欺骗，而一门铰链则是进一步促进文化的“两个创造”的钥匙从辩证法中选择和丢弃，通过旧的，实施了“两个文化的创造”，重点是“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