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是明君唐太宗的长眠之地，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部海拔1188米的九嶷山上，总占地面积30万亩，是关中地区唐代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昭陵地面建筑雄伟壮观，地宫气势磅礴，陪葬墓众多，其陪葬墓之多、规模之大，在古代帝王陵墓中独树一帜。
据我所知，昭陵墓葬分布在昭陵东南方向，形成庞大的墓葬群。关于昭陵墓葬数量的记载不一：两本《唐书》记载74座，《唐会要》记载155座，《长安志》记载166座，《文献通考》记载174座，《关中陵志》记载130座，《礼泉县志》记载203座，《历代陵寝预备志》和《陕西通志》记载160余座。 1977年，昭陵文物管理所对昭陵墓葬进行考古普查，称昭陵共有墓葬167座，其中可确定墓主姓名、身份和葬时者57座。后来，昭陵博物馆与煤炭部航测遥感中心合作，采用航测与实地勘察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墓葬数量为188座，其中可确定墓主者62座。从现存的墓葬封土看，昭陵墓葬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依山而建，如魏征、魏贵妃墓；第二种是斗式墓。 如太宗第五女长乐公主和太宗第二十一女新成公主墓。墓前安放石人、石羊、石虎、石柱等，墓南北两侧有土塔。第三种是锥形墓，此种墓比重较大，文武官员墓基本均为此种类型。第四种是山形墓，此种墓葬不多，迄今发现的只有李勣、李靖二人墓。据文献记载，还有李思默、阿史那社儿二人墓。李靖墓象征阴山、积石山，现存形状略似起伏的山峰，中间为主峰，两侧为缓丘。 墓前有石人、石羊、石虎、石碑。李勣墓象征阴山、铁山、伍德前山，墓前也有石人、石羊、石虎、石碑。这种特殊的墓冢造型，是对有特殊功绩的重要官员的特殊赏赐。无论何种葬式墓，墓前都有墓碑，墓内埋有墓志铭。这些墓碑、墓志铭都是极其重要的资料，对于了解墓主人的生平事业，了解唐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学术界对昭陵碑石的关注由来已久，宋赵明诚《金石志》、陈思《珍宝集》、明赵恭《石刻志》、余以正《世说金石录》、清王昶《金石铭文集》、孙星彦《金石铭文志》、《陆增祥《金石铭文正误》、毕沅《关中金石铭文志》、毛凤至《关中金石铭文考》、吴树山《陕西金石铭文志》等书中均有关于昭陵碑石的记载。 这些书中所记载或研究的昭陵碑石，基本上都是昭陵陵墓上所立的碑石。从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昭陵进行了调查勘探，对几座陵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就包括几十块埋藏在墓道内的墓志铭。1993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张沛主编的《昭陵碑》，再次引起了学术界对昭陵碑的关注。一些学者开始利用昭陵碑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例如，陕西师范大学牛志功教授利用昭陵碑，撰写了《张士贵墓志所反映的问题》（《人文杂志》1988年第4期）、《李济墓志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安元寿墓志若干问题》（《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后汇编成《唐代碑刻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两部专著，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可见昭陵碑的确具有重大价值。 但昭陵碑为唐人所作，距今已有1300多年，碑文用典较多，涉及人物、事件、制度较多，使用起来比较困难，需要有人对昭陵碑文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注疏。
昭陵的墓碑、墓志大部分珍藏在昭陵博物馆，因此，昭陵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研究这些墓志有着优越的条件。博物馆历任馆长孙驰、孙东伟先生，现任馆长张志攀先生，以及张沛、胡元潮先生等，都为昭陵墓志的保护和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中，胡元潮先生出版了《唐太宗与昭陵》、《昭陵文史典藏》等书籍。近十多年来，他在张志攀馆长的支持和帮助下，对昭陵博物馆珍藏的唐代墓志进行了认真的勘察和反复的探讨，最终撰写了《昭陵墓志通解》一书。三秦出版社的贾云先生请我为这本书写序。 我打开厚厚的书稿，立刻被书中精美的图片、优美的文字所吸引，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人们需要的书。
《昭陵墓志》一书收录了昭陵墓志42篇。这42篇墓志的主人公，既有为唐帝国立下战功的忠臣、将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也有后宫佳丽、皇帝的女儿或大臣的妻子，如韦妃、新成公主、尉迟敬德夫人等。墓志大致男女各半，男性多为皇室成员或朝廷任命的官员，女性多为公主、嫔妃或达官贵人的妻子。绝大多数墓志内容丰富，文字精湛，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学和艺术价值。胡先生在编撰此书时，采用了图文并茂、注解、译文相结合的形式，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全书共分42部分，每部分注释一篇墓志铭。先将精美的图片呈现给读者，再分段记录、注释文字，最后将文字翻译成白话文。图片精美清晰，保留了墓志铭的真实状态。注释详实准确，引证、参考资料广泛。译文忠实、流畅、优雅。通读全文，我认为本书有三点优点：一是信息量丰富，图文并茂，可信度高；二是注释详尽，注释内容超出原文几倍甚至几十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三是译文流畅，可供广大文史爱好者阅读。
我在写序言的时候，曾向牛志功教授提到过这本书。牛先生很高兴，说他知道胡元朝先生为写这本书，多次修改手稿，并多次向他请教书稿。我问他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什么感想。牛先生说：“《昭陵墓志通解》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也有助于文史爱好者了解贞观时期的君臣关系和唐代的深厚文化底蕴。”听了牛先生的话，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更加坚定了。
（王双怀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乾陵文化研究（VI）/范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