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逝者的尊重”，正以残酷的形式触动着人们的感官，以至于有人选择了极端手段来宣泄情绪，寻求解脱。而更多的人，则默默承受着一场“殡葬困境”。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区，一位居民在邻居的群聊中发表了一段文字，内容大致是：他的父亲在三天前离世。这位居民详细列举了他已经尝试过的所有方法，但遗憾的是，他依然无法将父亲的遗体运送出去。他告知邻居们，计划在小区内自行寻找空地焚烧遗体，并告知居民们若对此有异议，可报警处理。显然，这位居民并不打算真的在小区内焚烧遗体。他发布这样的信息，实属在极度无奈中宣泄情绪，同时也是希望通过社会的关注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众多人遭遇紧急困境之际，“黄牛”趁机倒卖殡仪馆的预约名额，使得原本拥堵的通道状况愈发严重。年底，上海警方成功抓获了二十余名“黄牛”，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殡仪馆所承受的压力。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巨大压力下奋力工作的，不仅有医生和警察，还有从事殡葬工作的相关人员。媒体对医院及医生的报道频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殡葬行业所承受压力的公开信息却极为罕见。人们只能通过网络中的个人叙述，去感受那些次第传来的哀嚎。殡葬业历史悠久且地位显赫，承担着为生命终结赋予尊严的使命。自文明社会以来，人类便对与“死亡”相关的仪式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然而，受中国文化中某些忌讳的影响，大多数人对此避而不谈，更不愿接近。因此，殡葬行业常被赋予负面的标签。在以往，从事殡葬工作的人们默默无闻地处理着各种丧葬事宜，使得他们的存在往往不为大众所察觉。有些人情绪处于临界边缘，稍一触动便会爆发，忍不住将流程中的所有不满都发泄到殡葬公司身上。目前，面对困境，我们或许应当重新审视那些年轻的殡葬从业者正在努力做什么。观察那些在社会评价中承受压力的人群，在争取“职业人士”尊严的道路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喜怒哀乐。
石慧的手机里，好消息并不多见。“姐姐，我仅有一位母亲，她已离世，我成了孤儿，恳请您让她走得更体面一些”，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年轻人的哭泣声。当时，作为摆渡人殡葬公司总经理的石慧，正与员工们在上海某医院的太平间里，等待着遗体的到来。太平间的日常事务繁重，她轻声宽慰了那名男子之后，便迅速地在他的微信上简要地标注了他的名字以及母亲安息的医院：“某某某，某某医院”。在忙碌的空档，石慧向我展示了她的手机通话记录，并下滑查看公司在过去24小时内收到的来电：数量接近300通。绝大多数来电最终只留下一个简略的备注。她的同事们会迅速向逝者家属提供关于如何处理殡葬事宜的全方位指导，这其中包括了在家妥善保存遗体的方法。鉴于过去曾发生“黑殡葬”趁机涨价的事件，他们还会特别提醒来电者谨防上当，“务必不要轻信那些声称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香烛店收取加急费即可插队的话语”。每次电话响起，石慧都得做好聆听一则悲痛故事的准备：家中那位年迈的70岁长辈已离世，而打来电话请求他们处理丧事的是已迈入90岁高龄的老母亲；老人并无手机，留下的只有座机号码。她未能成功预订殡仪馆的预约，只得求助于殡葬服务公司来协助处理，令人难以设想，老人接下来可能遭遇何种困境；当70岁的双亲一同离世，他们的儿子已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一位外籍华人的亲属不幸去世，需办理死亡证明。由于家庭已搬迁，连户口都无从查找，一旦无法找到户口，便无法完成证明的办理。居委会及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均因病倒下，无法及时协助查找，最终是12345热线成功解决了问题。在这20分钟内，那位焦虑不安的男士接连给石慧的同事拨打了数十通电话。每当接通一次，那位同事都得努力说服自己，保持耐心，并逐步指导他下一步的操作方法。“他一个人就打了十几个电话，我们每天要应对多少人呢？”人人都有情感和欲望，却可能难以承受，然而石慧亦深知：在资源极度匮乏之际，人们更倾向于依赖手头仅有的几根稻草。在这样的时刻，他们竟意外地成为了那根稻草。数日前，“90后”的职员施小琳接到了一位同龄女孩的来电，那女孩的父亲正躺在ICU抢救中，而她已经着手准备后事，她不断地向施小琳寻求帮助。施小琳所能做的实在不多，而电话那端的人实际上是在寻求心灵上的慰藉。每当想到女孩的困境，施小琳便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身，“若是我遭遇类似的情况，又该如何是好？我很少生病，父母身体也都康健，然而她却不得不面对父亲离世的事实”。这种源自本能的共鸣，促使施小琳竭尽全力去援助她。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来安抚那位女孩，详细地解释了处理后续事宜的流程，并且持续在微信上为她解答疑惑。
最终，众多来电咨询者并未转化为摆渡人的客户。过去一个多月里，殡葬公司的服务范围大幅缩减，仅保留了几项基础服务：速递寿衣、制作遗像、布置灵堂，以及后续的火化仪式。然而，石慧及其同事竭尽所能，凭借所掌握的全面信息为这些陌生人提供指引。“毕竟，现在很多人都在遭遇困境，面对众多无助的人们，怎能坐视不管呢？”石慧这样说道。公司中有些年轻女性刚刚踏入殡葬行业，面对接二连三的悲伤故事感到难以承受，接了几次电话后，她们忍不住哭泣，一边哭泣一边呼吁：“真是太可怜了，请帮帮他们。”用餐时间，大家聚在一起，气氛略微变得轻松，女孩们也重新开始交谈笑语，然而那些在一线与遗体及逝者家属打交道的小伙子们却始终保持着沉默。石慧表示，即便人员紧张到极限，她仍会每日组织至少一批前线员工回到公司参加会议，目的在于帮助他们排解消极情绪。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石慧时常会感到胸口疼痛，她的黑色羽绒服口袋中常备着一瓶丹参滴丸以及一瓶速效救心丸。
在仪式社会急剧转变的节点，个人的尊严感也受到了挤压。在上海，按照常规程序，从办理死亡证明到举行追悼会，通常间隔3至5天，而在郊区，这一过程可能需要7天。至于下葬和“做七”等后续环节，所需时间更长。目前，众多殡仪馆已无力举办追悼会，家属不得不尽量缩短最后的告别时刻。在许多情形下，这段告别时间仅剩几分钟。摆渡人公司起初主要从事仪式策划，专注于为逝者举办一场体面的告别仪式，同时为家属提供慰藉。在执行仪式的过程中，公司必须与家属进行深入交流，全面掌握逝者的生平事迹以及家族的过往历史。然而，近期以来，整个流程正逐渐趋向简化。随之而来的是，公司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司员工与家人交流的主要内容，已不再是商讨如何举办一场体面的仪式，而是围绕一系列基本步骤展开，例如处理死亡证明、联系殡仪馆等事宜。这一变化主要源于殡仪馆目前所遭遇的挑战。通常情况下，上海的15家殡仪馆足以应对这座超大型城市中不断发生的死亡事件。然而，目前殡仪馆的火化能力和存储设施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不幸的是，殡仪馆的员工们也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继续承担工作重任。
图人类学家袁长庚曾在南方科大开设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在殡仪馆出现的拥堵问题，具体到家庭层面，其后果便是尸体可能在家中或医院滞留，无法像过去那样迅速被运送。许多原本安排好的尸体接运日程，现在都推迟到了四天之后。与此同时，一些非法的殡葬服务开始趁机涨价。他们的做法是，向家属承诺支付一笔加急费用，便能使殡仪馆提前完成尸体转运。石慧强调，“加急费用”实际上作用有限，殡仪馆执行的是统一规定，无人能够擅自插队，优先安排遗体转运。这些所谓的“黑殡葬”服务同样没有特权，他们只能派遣“黄牛”在清晨时分赶往殡仪馆排队抢夺名额。一旦无法获得名额，便只能延长家属等待的时间。石慧及其同事经常面临这样的询问：“为何我们家的遗体不能得到快速转运？”金钱并非障碍，我愿意额外支付你们，你们觉得如何？这实乃对职业道德的一次考验。“若决定涨价，那我们坚守的某些信念便不复存在了”，石慧如此表示，她将明确告知家属“绝无可能”。然而，他们遗憾的是，仍有众多人倾向于轻信“黑殡葬”的言论，心甘情愿地支付费用，甚至主动提出增加费用，只为了确保逝者能够安详离去。面对因遗体无法运送而深感忧虑的家属，石慧会这样进行安抚：“按照传统习俗，亲人应当守候在灵柩旁，遗体应当得到一段停留的时光，生者也需要一个心理上的适应期，不能急于将其放入冷藏柜或进行火化。”从更广阔的时间角度来审视，逝者家属的焦虑情绪，与现代社会对“死亡”处理速度的显著加快密切相关。流程一旦遭遇阻碍，便会被视作一种极其异常的极端状况。人们现已适应了一种新的生活步调——在短短一周内送别亡者。然而，在传统社会中，普通家庭普遍遵循着停灵三日的风俗，处理丧事的过程相当漫长。这种传统虽然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它正以惊人的速度逐渐消失。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对于“老去”与“死亡”议题的关注日益增强。近年来，影视、出版以及传媒行业纷纷促使公众对“死亡”的内涵进行重新审视。然而，殡葬行业从业者的声音却鲜有听闻。多数殡葬从业者保持着沉默，他们之所以沉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上的忌讳。正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被骂怕了”。自古以来，棺材铺未曾做过广告宣传，而其他行业却可以，唯独我们不行。施小琳负责对外文案的发布，对舆论动态十分敏锐。她性格开朗，言辞直率，然而在撰写公众号文章时，她却鲜少能直接动笔，每次都必须深思熟虑，考虑到诸多限制因素，才能巧妙地表达出来。在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涉及殡葬的话题常常会受到流量限制。即便是一些探讨“死亡”概念的文字，抑或是旨在普及知识的公益科普内容，一旦被推送至读者眼前，也会有人直言不讳地称之为“不吉利”，甚至不乏直接进行指责的言辞。
在北海道某墓园内，由著名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头佛”前，看到这些留言，施小琳心中不禁感到不公。她心想，尽管大家都在日夜不停地辛勤工作，但为何某些岗位上的劳动者会被赞誉为“奉献者”，而殡葬行业的工作人员，却往往会被贴上“只顾金钱，不顾生命”的标签？即便她今天享用了一顿美味的西餐，也有人会讽刺地说，只有通过赚取“死者之财”，才能维持他们的高消费生活。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命运总是如此不公，所有论调都反转成对我们充满偏见？事实上，公众对殡葬行业的误解，根源于行业内部长期存在的顽疾。“暴利”成为对这一行业的普遍指责。甚至不少殡葬公司的员工也坦言，某些环节确实存在“暴利”现象。其中，骨灰盒的利润更是可以达到数十倍之高，而寿衣等其他商品也是如此。这正是因为骨灰盒的独特性质，它需要在地下长时间保存，因此其木材和雕刻工艺有着极大的调整余地。此外，丧葬用品的另一个特点是，商家只需运用一些技巧，顾客便不会进行讨价还价。因为金钱来得过于轻松，这导致行业内有些人将“诱使家属支付更多费用”视为业务能力的一部分，并因此感到自鸣得意。在这种状况下，某些殡葬企业只要掌握了“尸体来源”，便无需担忧业务量。然而，人们可能未曾注意到，殡葬领域正经历着显著变革。随着“生死观念”的演变，年轻一代对于殡葬仪式流程的期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往，人们更倾向于追求昂贵的骨灰盒、华丽的寿衣或是热闹非凡的葬礼所带来的尊严。在人际交往密切的社会里，丧事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到周围人对该家庭的看法。葬礼需由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完成，若葬礼无人协助，场面冷清，这往往意味着该家庭声望不高。再者，若葬礼不够庄重体面，则可能被视为家庭成员不孝或冷漠的表现。这些污点将伴随一生，难以抹去。在如今原子化的社会中，婚丧嫁娶的仪式正逐渐趋向个人化，主角不再是家族与社群，而是死者及其亲人。对于葬礼，人们所重视的，已不再是功能性的对外展示，而是逐渐转变为对内心情感的探寻。越来越多的人期望通过仪式来巩固一种私人的情感纽带，并借此保存一份珍贵的回忆。葬礼逐渐成为人们心理上的依托。从日本慢慢传入我国的潮流中，有一部分人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身后事，这背后也是为了在社会交往中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面对这一新兴的社会趋势，一些殡葬企业开始作出反应。他们正在逐步摒弃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仅仅着眼于围绕高价商品进行“中间商”的生意，转而在仪式策划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这种切入点的转变，促使他们的业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塑。逝者离世之后，通常会有设立灵堂、提供祭品的程序。部分殡葬服务机构会建议家属省略这一环节，这是因为灵堂的布置与撤除需要工作人员往返多次，费用相对较高，而收取的费用却并不算多。然而，若是从仪式的完整角度考虑，这些机构又会建议家属进行设灵堂、供饭等活动。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渐接受亲人离世的过程。举办一场完美的仪式，殡葬人员必须对逝者及其家族有着深刻的理解。由于每位逝者的生平各不相同，家人对逝者的情感亦各有差异，执行者需在仪式中恰当传达这些情感。对于策划者而言，每一场葬礼都蕴含着其独特的寓意，需予以充分表达，且并无现成的仪式模板可供直接复制。婚礼的筹备过程与葬礼截然不同，婚礼往往需要人们投入三至半年的时间进行精心策划，相比之下，葬礼的准备时间往往仅限于几天。随着行业的不断变革，殡葬从业者必须具备更深厚的教育基础，更丰富的专业技能，以及更强的自我约束力。换言之，殡葬从业者理应被视作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人士”。殡葬业或许在人们眼中带有阴暗色彩，然而其中仍存一丝光明，只要能够发现希望之光，我便愿意坚守岗位。谈及自己的职业抉择，年轻的施小琳这样表达。类似的情况，在诸多职业中并不鲜见，女销售、女公关，还有教师与医生，都曾遭遇过短暂的“污名化”。这种偏见，终将给所有人带来伤害。殡葬行业具有其独特性，其背负着被社会“污名化”的历史悠久，并且至今仍处于困境之中，因此，它堪称职业伦理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鲜明缩影。
施小琳的言论反映了众多职场人士对职业的认知，他们倾向于将个人存在的价值与所从事的工作紧密相连。对于“我们为何工作”这一问题，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职业精神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而诞生的理念，这一理念源自“天职观”，即认为每一份职业都应拥有神圣的特质，并承载着超越物质利益的深层意义。人们不再仅仅将职业视为生计来源、谋生手段或权宜之计，不再轻视任何一种职业，对各种职业都抱以敬畏之心，敬业精神因此而生。这种“天职观”虽起源于基督新教，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对世界各地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成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敬业之心，非仅源自内在动力，亦需外界以“虔诚之心”相待，否则难免陷入枯竭之境。身处一个对专业不敬之环境中，集体敬业精神难以生根发芽。敬业精神一旦受损，剩余的便只剩下功利计算与权宜之策。在职业偏见所形成的“鄙视之链”中，并无真正高人一等的胜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