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在汉代书法的宏大艺术景观中，碑刻书法是其核心内容。碑一般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上的书法一般刻在碑额和碑身上。因此，金石书法既包括金石书法，又包括金石书法。不过，通常更多人关注的是碑的书法，而不是碑额上的书法。事实上，汉碑额上的书法是汉碑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代的石刻没有额头，到了汉代就开始有额头了。碑额上的题字实际上是出于客观需要。叶昌池《御史》云：“夫碑之额，如书之题，如画之始，故题亦题，题字常失，如昭陵之石。” ，这是因为他们的额头仍然在那里。”观赏者看到纪念碑时，一眼就能通过碑额大致了解纪念碑的“内容”。额头相当于一个简洁的“总结”。而且，很多碑石都经历了岁月沧桑，背影可能已经丢失了。但由于碑额的存在，我们仍然可以知道碑的主人是谁，碑上刻的是什么。
东汉永和六年《冀州冯君碑》
虽然没有秦代石刻碑文，但汉碑碑文的起源却可以追溯到秦代——秦书署名八体之一。到了西汉时期，许多墓室石门上都刻有类似“署名”的“题目”铭文。到了东汉，随着碑制的成熟，碑额刻书的制度也日趋成熟。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完整的碑文是近年在河南孟津出土的《冀州订奉君碑》。该碑立于东汉永和六年（141年）。现在它已是一块残破的石头，也是仅存的一块。将上半部分从中间穿过。此碑正面刻有“冀州从事奉军碑”一行，7字，隶书，落款。从此，汉代碑刻铭文已完全成熟。碑额书法，无论是书写还是刻画，在东汉桓灵年间（147-188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阶段。东汉著名碑刻有《一应碑》(153)、《仪礼碑》(156)、《华山寺碑》(165)、《仙玉皇碑》(165)、《横房碑》(168)、 《曹全碑》(185)、《张骞碑》(186)等均出自这一时期。本文主要从“刻”的角度考察东汉碑额书法的特点。
1.刀法
汉碑书法卓越的艺术美取决于精湛的雕刻技艺。这种石刻文字技术之所以在汉代变得如此精致美丽，是因为其前人的铺路工作。唐澜在《中国文字学》中这样描述战国秦汉时期程文的发展：“程文始于《永邑石刻》（即《石鼓文》）。 ”）战国初期。主要器物是铜制的。青铜器铸造难度大，地位又太小，无法充分发挥作家的天才。当它出现时到《永义石刻》的文字，每篇都有好几个字，每个字几乎是一寸见方，这样的浩大，是前所未见的，所以有了《楚咒》和几个石刻。从秦始皇时期开始，它比铜更容易获得，所以汉代的青铜器只记录了一些年代的作品名称，而大型纪念碑主要由碑组成。”可见，东汉碑刻书法的巅峰是建立在战国、秦代的雕刻工艺水平之上的。从《石鼓铭文》、《咒楚铭文》到秦代的《泰山石刻》、《琅琊台石刻》，再到东汉时期的许多碑刻，碑刻的工艺已逐渐达到了巅峰。史无前例的历史高度。
阴雕与阳雕
碑刻与篆刻一样，可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字符突出的称为阳刻；带有凹字的称为阴刻。汉代以前的碑刻，如战国时期的《石鼓铭文》、《琅琊台石刻》、泰山石刻、秦统一六国后的夷山石刻等，都有铭文。还刻有西汉的“洪小玉石刻”。东汉碑刻的铭文多为反方向的铭文，但也有一些正方向的铭文。碑额也是如此。有阴雕和阳雕两种，以阴雕居多。铭文有“郑古碑”、“靖君碑”、“张骞碑”等，正面铭文有“仙玉皇碑”、“白石神君碑”等。
◀ 东汉延熹元年（158）郑固大夫碑。碑额铭刻：
汉代老医郑钧碑
▶ 东汉光和六年（183年），额头上刻有“白石神碑”：
白石神碑
单剑和双剑
单刀通常像写字一样，一笔（行）一笔（刀）。双剑是一个笔划（线），被雕刻两次——笔划（刀）的每一侧各一次。当然，单双剑的“单”“双”并不是“1”“2”的绝对数字。如果有雕刻不到位的地方，通常需要用刀来修补和修改。单刀雕刻法中偶尔也使用双刀。几处单刀雕刻穿插着双刀雕刻方法。这在汉代碑额刻画中较为常见。一般来说，单刀和双刀雕刻方法是有区别的。如东汉碑刻《三老忌日记》（原石现藏西泠印社汉三老石室），是晚清大书法家赵之谦的好友魏熙所写。朝代，曾对其雕刻手法作过详细观察：“三老”老是从椎骨上凿开，从中间到底部都是锋利的边缘，不像他的双刀。石碑，所以每次作画时，石皮都会像松树皮一样裂开。 ”单刀刻法也用于东汉碑的额部，如《西颂》、《石门颂》、《孙大寿碑》。这两种书法都是刻在悬崖石头上的。由于这块石头比一般选择的碑石粗糙，而且是一刀雕刻而成，显得斑驳而狂野。用单刀雕刻的好处是非常直接方便，一会儿就可以搞定。缺点是雕刻出来的笔画比较细，不能雕刻出粗细的笔画。碑额上的铭文需要用两把剑来刻。因此，在追求庄严的东汉碑刻中，双剑的刻法比单剑多得多。比如上面提到的插图《郑古碑》和《白石神君碑》中，一阴一阳都雕刻着两把剑。
◀ 东汉建宁四年（171）《西颂》碑铭：
惠安IBM
▶ 东汉建和二年（148）《石门颂》碑铭：
所以，司隶小伟的正式名字是杨俊松
只剩下“孙大寿碑”的额头。马子云的《碑鉴定》认为是汉代所刻
阴雕、阳雕、单双剑的互动运用
上述第一点和第二点在汉代以后的碑刻中都能得到体现。汉碑额头雕刻技术的最大特点是文字种类丰富，加上阴刻、阳刻、单剑、双剑的交互运用，从而产生丰富的视觉效果——变化多端的点画线条。根据其身体特征，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
(1) 刻有精美的文字。这种碑额书法多为细笔画。有的以单刀为主，如《孙大寿碑》，有的以双刀为主，如《靖军碑》。
东汉汉安二年（143年），有汉益州太守北海项靖君碑文。
(2) 刻有粗糙的文字。此类雕塑往往笔画粗重，多用双剑完成，如《校官碑》、《赵君碑》等。
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汉溧阳常盘迁吏碑》碑正面
(3)阳刻细文字。这种线刻得较细，这种方法在篆书和隶书碑上都可以使用。如《鲜于黄碑》、《吴荣碑》。
《织金丞相吴荣碑》碑额：
汉丞相吴成武碑
马子云说：“《李辩》认为是永康元年（167年）”。
(4)阳刻粗糙的文字。这种碑额上的字迹厚重厚重，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在碑上都显得格外醒目。如《横房碑》、《白石神君碑》。
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卫尉青衡方碑》碑文如下：
前汉卫尉庆衡府碑
线雕
东汉碑额的雕刻技法中，还有一种特殊的雕刻技法——线雕。这种雕刻方法可归为双刀阳雕。但与普通阳雕不同的是，它把笔画的外缘刻得更深，逐渐变浅，最浅的点位于笔画的中心线。这种雕刻手法的手法是用刀斜对着石面进行雕刻，刀刃与石面呈锐角。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东汉时期的碑额上很可能就使用了这种线雕技艺。东汉碑额中，采用这种刻法的就是“王舍人碑”。
东汉光和六年（183年），《王舍人碑》碑记如下：
王俊植 汉社人
二、笔意与刀感
用毛笔写出的书法作品的视觉效果和用刀刻出来的视觉效果是有很大区别的。笔触显得圆润、柔和、灵动，这就是“笔意”。用刀雕刻出来的效果往往显得锋利、有力、赏心悦目，这就是“刀感”。汉代碑额的亮点在于笔触与刀感的融合与变化。有的注重笔法，有的注重刀感，有的则难以区分刀与笔。真可谓“不拘一时”。
“刻”随“书”变化
汉碑额上书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远比石刻更容易用墨来体现。汉代碑额之所以能表现出石刻笔触的丰富性，与雕刻者出色的“书写能力”有关——雕刻随书法而变化。为了尽可能地传达书法的含义，雕刻师需要熟练的刀法，并对书法毛笔的使用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和实践。对于一个不懂书法的雕刻师来说，很难细腻、巧妙地传达出“书法”的效果。当今时代，许多纪念碑（包括额头上的纪念碑）已经用机床代替了刀具，体力劳动已沦为辅助角色（操作电机）。因此，虽然雕工十分精细，刀刃均匀，但却缺乏“韵味”。汉代碑刻的精美之处在于雕刻者的高超技艺，他们懂得书法的含义，并用刀来传达它。就这一点而言，汉代以后的碑文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文字还是刻字，都比不上汉代的。例如，东汉《甘陵项上君府碑》的额头上，笔画升降自如，没有任何轻、重、细笔画的痕迹，几乎让观者觉察不到它们是用什么雕刻而成的。一把刀。又如前面提到的“恒方碑”的额头。看这个拓片，效果和用毛笔在纸上写字的效果非常接近。巧妙地传达笔画和字意，是汉代碑额书法的重要特征。因此，它显得非常流畅和充满活力。后世特别是唐代以来的碑石虽然雕刻精良，但很难表现出如此微妙生动的“笔法”，因而显得呆板。碑刻“福寺智守律师高德颂”，立于元延佑二年（1315年）3月3日。
东汉末年《甘陵向尚府碑》碑刻：甘陵向尚府国君碑
唐显庆元年（656年），“弘福寺止守律师高德嵩碑”上刻有：唐代止守律师高德嵩。
突出刀的手感
汉碑额书法的丰富性不仅仅体现在所传达的“刻随书变”的笔意上。有的碑额既传达了笔意，又表达了刀的锋利感。比如前面提到的“冀州订婚冯军碑”，还有“鲜于黄碑”和“张骞碑”。这些碑额上的书法，往往在笔画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直切——横画是竖切，书画是横切。除了笔头和笔尾处有切刀外，笔路中间也有光滑光滑的切口。这种表达刀感的方法，较早见于东汉永元十七年（105年）《幽州书左秦军石阙》石刻中。
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的《鲜玉皇碑》碑文：
汉代雁门太守鲜于君碑
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张骞碑》铭文：
古汉时，谷城长殷命张俊表赞。
汉代“幽州书左秦君石阙”碑铭：
汉代幽州古书与济秦神道
这种杰出的剑法意识，在东汉以后不乏后继者，尤其是在北魏的一些碑刻书法中。如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立的“刁尹比干皇帝”，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刻的“石平公像” ，并于魏正光三年（522年）立“张猛龙碑”。 。这些碑额上的书法所体现的刀感流畅、清爽。和东汉相比，确实是比东汉好。与之相比，也可看出东汉碑额书法的特点：虽然突出了刀感，但笔意仍较多。
◀ 碑文《孝文帝殷必干墓碑记》：
皇帝调音比干
▶ 北魏正光三年（522）“张猛龙碑”碑文：
威鹿县太守张福俊《清赋碑》
魏泰和二十二年（498年），“惠比丘出任洛州刺史，于石平公像上为洛州刺史”。铭文：石平公像第一节
3. 采石和雕刻
东汉碑额的雕刻工艺如此精湛，让我们不禁想了解一下完成这些杰作的工匠们。
西汉刻石不仅数量少，碑形尚未定型，而且石质也远比东汉碑粗糙，刻碑时正处于巅峰。如西汉元六年（公元前158年）的《官刻酒石》、汉武帝中期的《左司空霍去病墓石刻》等。西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的《五凤二年石刻》、《五凤二年石刻》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吕孝王墓》。与东汉鼎盛时期相比，这些书法的雕刻工艺水平显得十分幼稚。
到了新莽和东汉初期，石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建国天丰五年（公元18年）的《玉屏大尹丰君如玖墓碑记》，以及明初的《东安汉立石刻》等。东汉时期。华仁德在《汉代书法史》中总结了这段历史时期的石刻工艺：“西汉石刻的种类很复杂，形状不固定，文字数量少。石头比较粗糙，不太打磨……雕刻技艺都是粗犷的，凿凿的，能表达意境的人相对较少，因为石雕的风格在当时还没有建立起来。西汉时期还没有到了新莽时期，墓葬越来越豪华，墓葬开始用画像石装饰，砌筑技术也逐渐成熟。”
◀ 汉文帝六年，《群臣刻酒酿石》碑上写道：
赵二十二年八月，丙寅与群臣到此石北酿酒。
▶ 西汉宣帝三年（公元前51年）《封吕孝王墓之石》：
皇家陵墓有四英尺宽的石墙
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鲁孝王所刻石刻碑文为：鲁三十四年六月四日竣工，五峰。
东汉碑刻对碑石材质十分讲究。东汉碑刻的完成一般遵循严格的程序。第一步是选择石头（收集石头）。石材的质量会影响碑文的书写和雕刻效果。西汉的石雕不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很大程度上与前面所说的“石之粗糙”有关。东汉时期的许多碑刻都提到了采石工匠进山采集宝石来刻碑的情况。如《空州碑》（公元164年立）云：“古李氏人，同赴名山，采贾石，后刻之”。 《恒方碑》（立于公元168年）载：“海内弟子老官，收藏甲石、书陵碑。《无量碑》云：“家家皆有，择名石，即太阳。南山的。它的颜色很漂亮，没有黄色斑点。前有坛，后有坛。”祠堂建成，雕刻、铭文由能工巧匠排成一排，摆出技艺，摆出规矩，以示后人。 ”《张骞碑》(建于186年)云：“孙兴老师刊石立碑《泰山都尉空州碑》如下： “她去了名山，摘了贾石。”
现存的东汉碑刻石料多为青石，其次为红砂，也有部分汉白玉，其中以青石为最佳。选好石材后，根据需要凿成一定的形状，然后对石材表面进行抛光，使其平整、光滑。然后是石碑上的书法，即“书写者直接用笔蘸红墨水，在石碑上书写，准备刻印”。 《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熹平四年，雍上奏疏，求六经正文。灵帝认可，雍乃撰《亲自在碑上炼丹，命刻立太学门外。”这里。提到蔡邕在碑上写下的丹药，就是东汉著名隶书《西平诗经》。 《西平石经》是汉灵帝专门出版的，《易经》、《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等七部经典书籍。 《论语》，被刻在石上。从现存的一些残石来看，历经两千多年，铭文仍然较为完整，可见石料品质较高。
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熹平石经》（部分）
碑文放在石头上后，由雕刻师雕刻。好的书法需要好的篆刻，这样才能传达出作家书法的精妙之处。因此，一般需要聘请雕刻技艺高超的雕刻师来完成这项任务。东汉碑刻书法之所以在历史上脱颖而出，与这些碑文的专业雕刻技艺是分不开的。刻碑者亦称“石师”、“石匠”、“工人”、“杜料”、“座头”等。《易宝》叶宝着《金石铭文》卷二十七。清人云：“汉碑撰者名多，而立碑者，附于碑尾”。还有：“可见当时是庄严的，所以石师一定是想一展身手，后来成名。”汉代碑刻受当时“作品名”观念的影响，很多碑刻都在石碑上标注了雕刻者的名字。例如：《三公山碑》，石刻大师刘元存； 《元始凤龙山碑》，石师为同县朱氏、朱祖； 《绥民校校尉熊俊碑》为碑师春令成甫所书； 《王晓源碑》，刻“工人张伯言”； 《西岳华山寺碑》，颍川邯郸功修、（苏）张、龚国君（钱）刻； 《白石神君碑》石刻大师王明； 《张潜》《碑》，石匠孙兴； 《范民碑》，石匠刘升、西慈。对于书法碑来说，雕形并不难，难的是雕神。一个不擅长书法的雕刻师很难传达书法的精神魅力。这些石匠往往既擅长雕刻又擅长书法。朱新建的《金石》中提到：“若论汉碑、书法，凡汉前碑刻，如‘五凤’等，其实都是古代隶书的真实形象。”后汉的那些，是由小篆过渡到八分的，但他们的文字一般都是以此为基础，石刻实在不怎么样，和北朝造像一样笨拙。就其古物而言，现存的碑文威力之大，根本无法与《五凤》的刻画相提并论，可以说，其字迹、文字，皆是才华横溢之人所写。人，不是普通泥瓦匠的作品。”
概括
汉碑书法大多与墓葬有关。虽然它指向的是一个“死亡”的世界，但却是整个碑学史上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施蛰存的《北山古志集》说：“汉碑额额如此迅猛，魏齐碑尤雄健，唐宋碑额额可观。”东汉以来碑刻书法的发展史上，以“刻字”最为丰富多样。隋唐以来所建碑虽高大，石质优良，精美绝伦。额上的书法，其丰富的种类和韵味，无法与汉代的书法相媲美。汉碑书法的妙处在于，一碑有另一碑。汉碑的额头，不同的书法家的风格和刻法都有很大差异，所以汉碑的额头可以说是“一头各有特色”。碑额在汉碑额书法所建立的“框架”内移动，更多的是继承上的量变，而非质变，缺乏汉碑、魏碑书法原有的生命力。与唐碑并称为中国碑刻书法的三大高峰。但就碑文而言，魏唐碑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但总体上还没有达到汉碑的书法水平。北魏碑文仅有少数碑文采用“魏碑体”，因而成为碑书史上的佼佼者。一个亮点。
汉刻碑刻的物质形态和形象因创制于汉代而成为一个高峰。从石碑额头上的单个书法作品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由某个作家和某个雕刻师完成的，但从Stele额头上的整体书法工作的角度来看，整个汉朝社会都完成了它。它被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所渗透。因为，如果这些个人作者和个人雕刻师生活在Sui，Tang或Ming和清朝中，那么他们将无法超越他们生活的时代，并以Han Stele Stele铭文的风格“创建”书法，因为他们只能以这种方式编写（）。 ，但不能像这样写（雕刻）。他有选择，但是选择很小。在汉朝，一个为纪念碑和古迹制定规则的时代，个人自由要大得多。就其雕刻而言，它在有限的自由游戏空间内最大程度地提出了“无时刻”。
海豹
雕刻
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