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长安校区M50唐墓出土一把铁刀，长93厘米（图1）。木制刀鞘，刀鞘末端有椭圆形飞檐，向内逐渐缩回，长径2.7厘米，短径1.6厘米，残长2.8厘米。铁刀环前端残存两枚雕花精美的白玉佩饰（图2）。
图一 西北大学长安校区M50出土铁刀
图二：西北大学长安校区M50出土铁刀环第一部分玉佩
M50出土铁镞14支，出土时置于尸体右肩，原置于一个用木材或其他有机材料制成的葫芦内，但葫芦已腐朽。葫芦又称剌笠、葫芦、剌笠、葫芦，又称石芦、箭筒、箭筒，一般用木材、皮革等制成，或用藤条编织而成，有的在表面涂漆或绘有图案，是一种握持镞的工具。M50由于随尸陪葬的还有剑、葫芦和镞，因此似乎还随尸陪葬了弓和弓护手（即韔），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与武器有关的随葬品。可惜的是，由于弓和弓护手多为有机木材、动物皮革等制成，容易腐朽，很难看出其原来的放置样式。
与M50一起埋葬的铁刀位于尸体左侧，而戟镞则位于尸体右侧，这与隋唐时期剑、弓、戟的佩戴方式完全一致，充分体现了“视死如生”的观念。
隋唐墓葬壁画和陶俑显示，兵器的佩带方式固定，一般为左侧佩剑、弓、戟，右侧佩葫芦。如陕西潼关灌水村隋墓墓道西壁第五组人物，剑、弓、戟均佩于身体左侧，其中一人右侧佩葫芦（图3）；唐太宗六骏之一“全茂马”上雕刻的人物（丘行公），也是左侧佩剑、弓、戟，右侧佩葫芦（图4）。在流传下来的唐代绘画中，兵器的佩带方式也表现得十分生动、清晰。 如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唐代阎立本所绘《锁谏图》，人物左侧均佩剑弓戟，右侧佩葫芦（图5）；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唐代陈宏所绘唐玄宗至肃宗时期《八公图》（图6）人物形象亦是如此。最有意思的是，唐贞观八年（634年）代周墓井四层壁画中的仪仗队，东壁仪仗队的剑悬挂在左侧，西壁仪仗队的剑悬挂在右侧，但后者画的剑鞘在身前，剑柄在身后。 显然，在绘画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这是迄今为止隋唐长安地区墓葬壁画或陶俑中唯一一例将剑悬挂在身体右侧的画例，而且是画师失误所致，无法修改，不能视为隋唐长安地区武器的悬挂方式。在隋唐长安地区墓葬壁画中，不仅大型仪仗队中的武器以同样方式悬挂，如唐神龙二年乾陵懿德太子墓墓道东西墙上的仪仗队（图7、8），个别仪仗队的剑也是悬挂在身体左侧的。 如唐麟德三年（666年）昭陵韦妃墓第一道东西壁上所绘的单人卫士（图9），均在身体左侧佩戴宝剑。唐墓出土的骑马俑也与壁画一致，一般在骑手身体左侧悬挂宝剑和弓，在右侧佩戴葫芦。唐神龙二年（706年）太子懿德墓出土的绞釉陶骑马射手俑保存较好，可以清晰地看到弓和宝剑悬挂在身体左侧，葫芦佩戴在右侧（图10）。其余的釉陶骑马俑也都是同样的悬挂方式（图11）。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天祝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慕容直墓木棺中，在慕容直遗体右侧，随葬有弓、弓带和葫芦（图12）。这显然不是按照慕容直生前佩戴兵器的摆放方式，而是简单地作为两件陪葬品处理，与银壶、银锅、银盘、漆器文具盒、皮手套等更重要的金银餐具一同摆放在遗体右侧。在待死如生的丧葬观念体现方面，不如M50中那么强烈，体现了京城与较偏远凉州的文化地域差异。
图3 陕西省潼关县灌水村隋墓墓道西壁第五组人物
图4：唐昭陵六骏之一“全茂鸡”
图5：阎立本《锁定顾问》（局部）
图6 唐辰鸿《八君子图》（局部）
图7：唐懿德太子墓道东壁游记
图8：唐懿德太子墓道西壁游记
图9 唐昭陵韦妃墓壁画中的侍卫
图10：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釉陶骑马射手俑
图11：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釉陶骑马俑
图十二：甘肃天祝慕容直墓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木棺右侧放置的龚涛、胡鲁等
除上述几种挂法外，唐代长安地区还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挂法。这种挂法的代表是前文提到的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杨思绪墓出土的四号和八号石人。八号石人身体左侧佩剑、佩弯刀，身体右侧佩葫芦；四号石人手持弓袋，身体左侧佩剑、佩弯刀、佩弓袋，身体右侧佩葫芦。这种挂法虽然在其他陶俑和壁画中比较少见，但也只是在身体左侧的挂物上增加了一把弯刀，左侧佩剑、佩弓袋，右侧佩葫芦的基本样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隋唐时期的陶俑、壁画等资料显示，当时人们狩猎时多左手执弓、右手拉弦，并形成了一种模式。结合陶俑和壁画，M50墓主人的尸体左侧佩铁刀，右肩挎葫芦，因此弓与弓盾也应置于其身体左侧，以象征其生前的佩戴方式。虽然也有人持弓与葫芦的图像，如唐上元二年（675年）昭陵阿史那钟墓中有一人持弓与葫芦的图像，图像中可见弓与葫芦用绳索捆绑在一起（图13），但这幅图像表现的只是携带弓与葫芦的场景，而非佩戴方式。 因此，M50号墓主人很可能将弓与弓盾置于身体右侧。在唐高宗宗章二年（669年）刘峙夫妇合葬墓中，墓主人尸骨虽因进水整体漂移，但仍能清晰地看到，原陪葬剑是置于身体左侧的。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礼仪用剑还是实用用剑，都是佩戴在身体左侧，这是一种基本形式。将剑佩戴在身体左侧的形式还影响了日本，如日本法隆寺藏奈良时代（8世纪）圣德太子纸本画像中，剑即佩戴在身体左侧（图14）。
图十三：唐代阿史那钟墓壁画中的持弓、持葫芦人物
图14：日本法隆寺的圣德太子像
从图像资料看，唐代弓袋有两种样式：第一种为弧形，饰以虎皮或豹皮纹，开口处也制成虎头或豹头造型，而非真正的虎皮或豹皮装饰，主要是为了显示其威力。这种弓袋一般称为豹袋或虎袋，主要用于盛放未上弦的弓，前述图像资料可作为参考；第二种为盒状，上开口，底部为弧形。最为逼真的弓和弓袋是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杨思绪墓出土的石像俑（图15），这种弓袋主要用于盛放已上弦的弓。从壁画和陶俑看，唐代第一种镞镞最为常见。
图15：唐杨思齐墓出土石像上的弓囊
本文由王磊、董淼等编著，摘自教育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重点实验室主编的《西方考古（第26卷）》一书，题为《几把唐代铁剑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内容有所删除和调整。
（审稿人：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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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考古》是受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陕西省考古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陕西省考古学与文化遗产特色学科建设项目、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资助，由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西北大学唐仲英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实验室联合主编的学术性半年度刊物。本刊共收录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及研究论文24篇，立足我国西部、面向全国，内容涉及考古、文物、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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