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隋初唐（581-712）、盛唐（712-765）和中晚唐（712-765）。 766-907）。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 其特殊的外观。 隋唐初年，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艺术对宗教和政治的启蒙作用。 隋唐两代的皇帝一登基就立即成为艺术的坚定支持者。 隋代宫廷专门设立“宝积”、“妙开”两馆，收藏书画名著。 国家统一后，宫廷吸引了许多来自全国乃至外国的著名画家。 隋朝京师有北方的詹子谦、南方的董伯仁、和田（今新疆）的尉迟巴孜那等。 其他还有郑法师、郑法轮、孙尚子、杨子华、杨启丹、颜丕、田僧良等，有的人身居高位。 文献记录了他们的艺术交流和比赛。 据说詹子谦和董伯仁代表了南北绘画传统。 两人最初是竞争对手，后来成为合作伙伴。 他们后来的绘画因而兼有南北朝的艺术风格。
尽管近代绘画史学家多关注卷轴画，但隋唐画家仍主要从事宫殿、寺庙的设计和装饰。 正因为如此，起源于宫殿、陵墓、石窟等公共设施的北朝艺术，才得以在隋唐时期得以延续。 更何况，两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北方人，唐朝的皇帝甚至不完全是汉族血统。 据文献记载，隋代所有著名画家，无论本土还是外国，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长安、洛阳绘制大型寺庙壁画。 他们所画的卷轴画往往也带有浓厚的宗教和政治内涵，所描绘的多为佛教圣物、古代人物、政治事件、历史典故、吉祥图像等。 南方文人的诗艺虽然没有受到压制，但如果用来歌颂新建立的政权，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流传于世的隋代绘画作品寥寥无几，一些被美术史家反复引用的例子，如河南安阳出土的石画屏风，就显得更加珍贵。 （图一）此屏风出土于隋开皇十年（591年）其妻瞿庆和墓中。 人们发现它站在屏风周围的石棺床前。 整个画面的画面两侧都刻有负线。 据铭文记载，正面图像描绘了东周时期晋献王孝顺的故事。 据刘向的《新序》和王充的《论衡》等书中记载，当太子驾车前往灵台时，一条蛇突然缠绕在汽车的左轮上。 车夫告诉他，这是他即将登上王位的征兆。 他认为提前登基是对父亲的不忠和不孝，于是拔剑自刎。 尽管此类道德典范的形象在汉代艺术中很常见，并在六世纪的北朝图像学中得到复兴，但曲庆墓石屏上的绘画却展现了前所未见的新的艺术表现维度。 画面右下角描绘一辆高高的马车，周围有仆人，周围还有仪仗队。 左轮盘绕一条巨蛇，预示着叙事画的关键情节。 王子本人站在车前，顶礼膜拜，沉思冥想。 身后画的最前面是一簇花草和奇特的石标，远处是层层叠叠的树木、栅栏、阳台和流云。 面对展馆，两个人物背对观众而立，将观者的目光引向画面深处的建筑，再次展现了艺术家对“前后构图”的娴熟运用。 无论是从叙事场景的宏大还是空间表现的复杂性来看，这幅画都令人惊叹。
图1 河南安阳屈氏墓出土的隋代石雕屏风
据墓中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墓主人曲庆是高昌王室曲氏后裔。 这幅屏风画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平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也间接证明了隋代和初唐的宫廷绘画应该具有较高的水平。 。
要探究唐代早期宫廷绘画的主要特征，必须从其功能、身份、与皇帝的关系以及其当时所从事的艺术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是颜立本（约600-673），他的背景、经历和作品在早期唐画中颇具代表性。 他出生于一个政治和艺术世家。 其父严丕曾在北周、隋朝宫廷任职，精于工程、艺术。 北周武帝非常欣赏燕丕的才华，甚至为他娶了一个公主。 隋朝取代北周时，颜弼为隋炀帝设计兵器、组织皇家仪仗队、督修长城，这些行为远远超出了宫廷画家的范围。 。 颜弼有两个儿子，李德、李本。 两人负责修建唐初皇帝和皇后的陵墓。 唐太宗昭陵前的六马浮雕可能是他们制作的，该浮雕至今仍被保存，成为初唐艺术的典范（图2） ）。 与其说严立德是一位画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工程师和建筑师。 虽然他也创作了一些宫廷人物肖像，但他之所以屡次升官，是因为他为宫廷设计礼服、仪仗队，主持修建宫殿、陵墓，修建桥梁、制造战船。 颜立本的官职更加显赫，668年被任命为右侍郎。 当时的左丞相是一位武官，在塞外立过许多战功。 由于严立本的名气主要来自于他的艺术成就，当时的人们讥讽：“左丞相大漠显威，右丞相画名”。 但唐高宗当然不会重视此事。 首相的位置很容易让给别人。 根本原因是一文一武两位宰相协助他治理国家。 严立本描绘的对象包括古代君主和重要历史人物，他通过对真实事件的描绘来描述唐朝的建立经历。 虽然他用的是图片而不是文字，但他本质上是一位宫廷历史学家。
图2 昭陵六骏之一原置于唐初唐太宗昭陵前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踏车图》可能是宋代颜氏临摹原作。 它描绘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图3）。 画中，唐太宗坐在战车上，接见吐蕃使者吕洞赞。 后者在两名官员的陪同下，站在唐太宗面前，不卑不亢。 画后的铭文解释了这一事件发生在641年，当时鲁东赞作为吐蕃使者来到长安迎接吐蕃国王的新娘文成公主。 严立本的构图语汇非常简洁，没有描绘任何环境背景。 表达的重点是唐朝两个代表人物与吐蕃之间的关系。 这两个人分别占据了画面左右半部分的中央。 右边是唐太宗和他的随行宫女，左边是吕洞赞和两名官员。 两人的相对位置，以及不同的身材、姿势、五官，既强化了这部作品展现汉藏两国人民历史交汇的中心主题，又塑造了唐代的典型。太宗的雍容威严和吕洞赞的敏锐智慧。 图像。
图3（传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严立本《踏车图》
据绘画史记载，颜立本最著名的作品是唐初不同时代创作的两幅群像。 一幅是唐太宗即位前一年委托绘制的《十八士图》，作于公元626年。 这起事件被广泛宣传。 画中的题跋是“十八学士”之一的褚良所书，透露出当时尚未即位的李世民想通过此举来博取人心的意图。 二十二年后，严立本再次受命绘制《灵岩阁二十四壮士图》，唐太宗亲笔题赞。 此画与《十八儒图》均已失传，仅存原画拓片石碑一处，仅存四侠画像。 从拓片上可以看出，文字的轮廓都是细而流畅的（图4）。 四位功臣手持权杖恭恭敬敬地站着，这应该是上朝见皇帝的姿势。 尽管他们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但他们的外貌和面部表情仍然存在明显差异。 艺术家以此方式描绘了四位大臣的个性，同时表达了他们作为朝廷辅佐者的共性。
图4（传记）严立本《灵烟阁二十四壮士》拓片
在人物造型上，《灵烟阁二十四壮士》与《车车图》相似——尤其是左半边的站立人物； 其构图与颜立本所画的《历代皇帝图》相似。 图中描绘了汉至隋的十三位皇帝。 关于这幅卷轴画，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答：现存的图画肯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修改的，学者们对它的原作者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无论这幅作品是否出自颜立本之手，我们都可以看到初唐政治肖像的一些重要特征。 其中特点之一是题材和风格上的保守倾向：该画既继承了汉代宫廷图画的格局，又遵循说教艺术的传统，以历史人物作为道德和政治的榜样。 例如，南朝的陈后主（在位583-589年）与北周武帝（在位561-578年）相对——这两个人在六世纪后期分别统治了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世纪（图5）。 据史料记载，陈皇后风雅、柔弱、痴迷女性，导致了陈朝的衰落； 北周武帝残暴暴虐，大肆迫害佛教徒，丢掉了帝位。 这两幅肖像的作用显然是为了警告后代的政治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这幅由一系列这样的图像组成的长卷，记录了从汉至隋的王朝兴衰，为唐朝皇帝提供了教训。 《历代皇帝图》中的许多国王都是半侧身站立，双臂由两侧侍从扶着。 这个形象我们非常熟悉，它的传承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一系列例子，包括宾阳洞的“帝礼佛”、古传的《洛神赋》等。开智，还有崔芬墓中的墓主画像。
这种图案在唐初仍然很流行。 不仅在《历代皇帝图》中反复使用，而且还出现在建于642年的莫高窟第220窟的《维摩诘经》壁画中，有一群外国国王。 彼此远离（图6）。 一些绘画史教科书明确将唐代宗教绘画与世俗绘画区分开来。 220 号洞穴的例子挑战了这一观点。 事实上，唐初寺庙的修建以及佛教壁画新题材的出现，与当时统一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例如，唐初《无量寿经》中就出现了天宫的美丽形象。 它们的原型很可能来自于当时建造的宏伟的宫殿建筑。 唐太宗于公元634年修建大明宫，其三大主体建筑——含元殿、玄正殿、紫辰殿，由正殿和两厢房组成，与净土宗描绘的佛教极乐世界颇为相似。伪装的。 长安宫临德殿是举行佛教仪式和大型表演的场所。 当佛像安置在此类宫殿建筑中时，宗教和政治权威进一步融合。 武则天在位时，甚至利用修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佛教建筑作为巩固权力的手段。 例如，东都洛阳宫中央建筑的“天庭”中供奉着一座据说高900英尺的巨大佛像。 695年，她又下令全国修建大云寺。 两京及各州建有数百座，传播大云经，她视为弥勒佛的化身。 其中之一位于敦煌。
图5（传记）严立本《历代帝王图》部分（陈后主与北周武帝）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唐代
图6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初唐皇帝画像部分维摩诘经壁画
回到莫高窟第220窟，这个确切年代为“贞观十六年”（642年）的洞窟对于研究早唐绘画非常重要。 原因是它的壁画很可能是以长安、洛阳两地寺庙的壁画为蓝本的。 这些壁画是这些失落的历史杰作的唯一图画证据。 从莫高窟的历史来看，这个洞窟展现了该地区从未见过的全新格局。 南、北、东壁绘有三幅大型经变：北壁绘《无量寿经》，南壁绘《第七经》。 佛药师经改了，东壁壁画《维摩诘经》也改了。 每幅画都是构图精确、内容复杂的杰作。 画面中的每一个人物和很多细节都被呈现得极其细致、生动（图7）。 据《寺塔志》、《历代名画》等唐代绘画史文献记载，七世纪上、中叶是长安大量修建寺庙和绘制壁画的时期。安和洛阳。 活跃在绘画界的著名画家都参与了这些项目，他们在寺庙的墙壁上展示了他们的艺术才华，而寺庙也通过这些艺术品和绘画活动吸引了信徒。 历史学家荣新江认为，当时从长安到敦煌的丝绸之路交通十分畅通，第220窟创始人斋同的称号是“相公明经，授朝一郎，为敦煌县大夫”，这按照当时的规定是肯定的。 他要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合格后就可以得到官职。 因此，荣新江认为：“他在长安期间，完全有可能为他计划修建的第220窟的家族洞窟寻求新的绘画模式，准备新的图像材料，从而展现出他与长安的文化联系。”帝都。” 这个建议很有说服力，但根据该窟壁画的高超技艺和对细节的精确描绘，笔者认为，斋同可能是直接从京城请画师到敦煌为家人服务的。 否则，仅凭“画纹”很难创作出如此高水平的作品。 敦煌及其他地区的文献也表明，古代画家游历创作是一种普遍现象。
图7 甘肃敦煌七高石窟220窟初唐《七佛与药师经》壁画部分
张彦远在评论隋唐以前的绘画时，认为当时的山水形象还处于原始阶段：“也许水不能被淹没，或者人比山大，都是依附的。”用树木和石头来反映这个地方，植物的形状就像伸展一样。” 臂布指。”此后，初唐严立德、严立本在隋代杨子画、詹子谦的基础上改进了山石树木的画法，但尚未达到成熟。比较现存绘画水平，最接近张彦远所说的原始阶段的早期山水形象，可以在《妇女史图》的“孙中则藏”部分中找到，其中的猎人。山旁用弩射鸟的样子就像一幅巨型的6世纪的《洛神伏图》和北魏的石棺雕刻代表了国家的下一个阶段：树木和岩石构成了连续的自然环境。 ，但人物仍然是画面的绝对主体，初唐莫高窟第323窟南北壁的壁画体现了叙事画中山水元素比例的不断增加：这两幅画。将多个佛教历史遗迹和情感故事组织成一幅广阔的全景图，并以统一的方式展开在山水背景上，就像一幅分为两部分的巨大横卷。 其中一段讲述了公元313年两尊石佛自行漂流到中国的神奇故事（图8）。 画中连绵起伏的山峦、巍峨的山峰在绿色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与蜿蜒的河流和远山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望无际的风景向远方延伸，逐渐缩小的人物和深浅不一的风景背景，都有效地凸显了作品的深邃感。
图8 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南壁初唐壁画局部，石佛浮在河上
我们可以将此图与传世的《春游图》（图9）进行比较：两幅图采用相同的鸟瞰图，都是将远处的山和近处的土地以斜角相对，中间有一条线相隔。广阔的水面。 打开。 两者都是“绿色风景”的颜色。 第323窟以无骨法作画，《春游图》以精美的墨线勾画。 《春游图》相传是隋代詹子谦所画，但可能是宋代初唐作品的临摹。 据史料记载，墨线勾画的绿色山水为李思训（651-716）及其子李昭道（675-741）所创，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广为流行。 这一趋势与晚唐宫廷艺术发生的变化有关：此时，严肃的政治绘画逐渐让位于更加“自由轻松”的非政治作品。 8世纪初期的作品开始呈现出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表明当时的皇室和宫廷艺术家更加注重视觉效果而不是政治主题。
图9（传记）詹子谦《春游图》，故宫博物院藏宋仿本
与严立本等早期皇家艺术家不同，李思训和李昭道都是皇室成员。 虽然他们的高贵地位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艺术影响力，但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宫廷阴谋以及政治斗争的影响。 比如，李思训为躲避武则天对李唐皇室成员的迫害，放弃官职，躲藏了数年。 直到704年武则天退位，成为中正卿，他才重新崛起。 翌年，任益州刺史，封左武将军，封彭国公。 可以推测，如果李思训真的像张彦远所说的那样在山水画方面有影响力，那应该是在704年之后——只有当他回到朝廷并占据了很高的地位之后，他的绘画题材和风格才能被广泛模仿，他的新获得的政治地位也将有助于李氏家族的绘画传统在宫廷中获得优势。 据《历代名画录》记载，当时这个家族中涌现出了一批画家。 除了李思训和李昭道之外，李思训的弟弟思杰、思杰的儿子林复和林复的侄子李凑也都颇有成就。 。 其中，李林甫自736年起担任唐玄宗宰相，直至752年去世，掌管朝野。 据唐代文献记载，他的绘画风格沿袭了青绿山水的家传。
李思训尚无可靠的真迹传于世。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江帆亭图》据说是他所画（图10）。 不过，这幅画的构图与《春游图》的左半部分非常相似，很可能都是失传的大型作品的复制品——可能是三屏屏风。 值得庆幸的是，陕西省干县懿德王李重润（682-701）墓中的山水图像（图11）为唐初绿色山水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种种证据表明，墓室壁画必定与李思训有关：与李思训一样，懿德太子也是武则天独裁时期受迫害的皇室成员。 701年，他因批评武则天而被处死，直到武则天退位后才得到承认。 皇太子。 公元705年武则天去世后，遗体葬于唐高宗乾陵。 对于李思训等幸存的李唐皇室成员来说，恢复太子荣誉，为惨死的李重润修建陵墓，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标志着王朝的全面平反和政治复兴。李唐皇室。 另外两项证据进一步表明，李思训可能直接参与或影响了懿德亲王陵墓的设计和装饰：第一，他作为“中正清”的职位包括为皇室成员安排葬礼，而懿德亲王的重葬就是这样的。重要的事情。 ，很难想象担任此职务的李思勋没有参加这次活动； 其次，该墓前室顶部的铭文称，一位名叫杨贵的画家表示“愿意经常得到支持”。 有学者认为，这位画家就是《历代名家记》中记载的张（杨），“善山水，如李将军”。 李将军就是李思训。 因他曾任侍卫将军，当时的人们称他为“李大将军”，称李兆道为“李小将军”。
图10（传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李思训《江帆阁图》宋代仿本
图11 陕西干县初唐懿德太子墓结构
墓道两侧绘有长26米多的三角形壁画，描绘了仪仗队列队出城的威严行列。 然而，高墙高楼之外，却只有一条巨大的青龙和一只白虎在云中盘旋。 在空中跳跃。 整幅画以雄伟的山峦为背景，层层石崖，幽深的山谷，树木错落其间。 上部山水已毁，但其余部分仍表现出其独特的山水画风格（图12）。 画作以赭色为主色调，混有红、绿、青、黄等色彩，表现出丰富而微妙的变化。 为了增强画面的立体感，画家在很多地方运用了明暗的手法； 沿着轮廓使用石绿色是他绘画方法的另一个特点。 这幅作品的不同寻常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绿色与轮廓的结合，用坚实而有力的“铁线”勾勒出棱角分明的山石。 几年后，解敏太子墓壁画（710）中也用同样的画法描绘了岩石和扭曲的树干（图13）。 有趣的是，我们在传世的《明帝游蜀图》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白描、设色方法以及山石形状（图14）。 这幅画的作者和时代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懿德王、解民王墓中壁画的发现，证明该壁画很可能是宋代根据李氏弟子7世纪末的作品绘制的。 备份。 但由于原画创作时间比懿德太子墓壁画晚了近一个世纪，因此两者存在不少差异。 比如《明帝游蜀》就是一幅卷轴画，也比较注重山水元素。 画中的山不再是衬托人物的背景，而是成为占据画面中心的主要表现对象。 险峻的山峰由近及远层层排列，耀眼的白云缭绕其间。 它们的形状和色彩都充满了强烈的装饰意义。 两条蜿蜒的深谷将画面分成三部分，将观者的视线引向远方。 画家利用山水的构图来增强画面的情节和节奏：“行书”的队伍形成了断断续续的人流，在山峦、峡谷中曲折行进。 右侧悬崖上出现了一对骑兵旅。 主力部队和马匹正在画面中间的空地上休息，而前面的队伍已经拐进了左边的峡谷。
图12 初唐陕西省干县懿德太子墓墓道壁画部分
图13 陕西富平闽王墓初唐壁画部分
图14（传记）李昭道《明帝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代抄本
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李显，654-684）和永泰公主（李显惠，684-701）三座墓葬提供了有关早期唐画最集中的证据。 这三座大型皇家壁画墓均建于8世纪初期——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都是在武则天的命令下被处决的，并在武则天死后正式下葬。 Yide王子和宽泰公主的墓葬上的壁画在作品和风格上相对相似，而王子墓中的壁画则更加放松和大胆，并且可能是一些喜欢自由风格的法庭画家所绘制的。 伊德王子墓中壁画中的数字形成了有序而严格的形成，而王子墓中的壁画中的数字似乎是互动的人。 该功能在图片中特别显示，显示来自各个国家的使节相互交谈。 据说它是唐朝墓壁画的巅峰（图15）。 在这个坟墓中的两个坟墓通道的两个墙壁上也有景观，但它不是由耶德王子坟墓中的壁画等山脉层组成的。 这里的主题是狩猎和马球，因此景观看起来像是一个开放的野生空间，上面点缀着岩石和树木。 画家的线条是免费的，不受限制的，例如书法草书中风，这与伊德王子墓中壁画的锋利的铁丝刷子完全不同。 此外，画家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开放的视觉空间。 例如，坟墓通道西墙上的马球图片使用一排高的树作为前景，将观看者与绘画中的角色分开（图16）。 使用树木将图片分开的组成方法起源于Qin王朝，并在汉朝以及南部和北部王朝的绘画中继续进行。 但是，这里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如果用树木在以前的示例中定义左右相邻图片，则在这里它们将深空间级别从远处分开。
图15在唐朝早期的尚西省县的王子墓的坟墓中的壁画的一部分
图16在唐朝早期的尚克西亚省县王子墓的墓穴中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吴洪（Wu Hong）的《中国绘画：古代到唐朝》（Ta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