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中对待生死的态度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既有儒家倡导的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和子孙嗣续来超克死亡，又有道家“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旷达生死观和佛教轮回转世、因果相袭的信仰，传统丧葬文化中饱含着先人看待生死的智慧。乌村丧事中的备寿、“事死如事生”的礼数、做道场等内容是这些思想的体现，而现代人在理性和科学思想的推动下，否认这些不能得到验证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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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仅仅是由于习惯、教育、偏见才特别强烈地担心死亡。然而，那些严重的警报主要在城市中受到软弱无力教育的人中间流行，由于教育的缘故，这些人变得比其它人更为敏感。因为一般人，特别是乡村中的人，直视死亡，毫不惧怕”，菲利普·阿里耶斯(2015: 166)认为《百科全书》中的这段话表达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在乡村，穷人保持着与死亡亲密的传统;在城市，受过教育的富人反而经常倾向于夸大死亡的意义和潜在性。


    如今的中国，乡村和城市也形成了这样的反差:乡村的丧事是集体性的，而城市中普通人的去世往往只是一个家庭内部的私事。"50年前，能看到人家披麻戴孝，现在都改变掉了”、“殡仪馆在火葬场旁边，墓地也在旁边，火化之后就送到墓地去了，很近的，不会到大街上来弄的”，殡仪馆、火葬场、墓地都与人们的居住区远离，城市的死亡好像被隐藏了起来。现代社会的死亡转移到了医院，社会和家庭不再忍受病人，尤其是不能承受在家中为病人送终的重负。“死亡的新形象正在形成:死亡是丑陋的，被掩藏的，被掩藏是因为丑陋和肮脏”(菲利普·阿里耶斯，2015: 399)。于是，病人临终时刻与家人最后的亲密、庄严的交流消失了。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死亡在中国城市中也开始按照工业生产模式来加以处理和运作。丧葬仪式被简化和标准化为殡仪馆里的流水线程式，与农村强调的寿终正寝和隆丧厚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农村，临终者被摆放在正堂，在熟悉的环境和众多亲友的陪伴下走向人生的终点;丧事中村落成员的参与和人情往来让个体的死亡成为一个村落的公共事务。


    对于灵魂观、他界观淡化的现代人来说，放弃抢救只有一次生命的亲人是艰难的决定。在医院，死亡被当作是救治的失败，为了避免失败，医生和家属都拼尽全力维持病人的生命。然而，这样做却会让那些被摆布的病人无法有尊严地死去，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死亡教育和尊严死。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和日益高龄化的现代社会却更多地被死亡问题所困扰，其原因在于临终关怀的缺失和“机械的非人化”的死亡处理方式不足以实现人们对死亡的超克，传统丧葬文化的变迁使其告慰逝者安抚生者的功能逐渐丧失。符合文明标准的现代丧仪，将死亡隐藏在医院和殡仪馆里，造成的是城市居民对死亡的恐惧和回避。


    而像乌村这样传承了大部分传统丧葬文化的农村，即使某些仪式被简化、仪式内涵被淡忘、人们的生死观念发生转变，村民们仍没有放弃对隆丧厚葬的认同和实践。不同的死亡处理方式反映的是人们面对死亡的不同态度和观念。有学者说传统儒家的隆丧厚葬和慎终追远也无法抵抗现代社会“机械的非人化”的死亡处理方式，于是我们需要借助临终精神医学、借助哲学和宗教来超克死亡(傅伟勋，1993: 4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的丧葬文化并未走到尽头，它存在于某些地区，它依然在提醒人们重视死亡，将死亡视之为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视之为四季更替一般的自然规律。作者并非要倡导传统丧葬文化的复兴，比起表演性的仪式操作，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传统丧葬文化中所包含的先辈们面对死亡的智慧以及围绕死亡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和群体互助，能够给今天的人们以怎样的启示和借鉴。殡葬改革的一刀切做法破坏了传统丧葬习俗中临终关怀、以死教生的功能，并没有起到推动传统丧葬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发挥其功能的作用，更没有为今天的人们提供相应的情感慰藉和社会支持。在面对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衰落、死亡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现实，如何面对现代生死问题的拷问，应对民众的诉求，让逝者安息，生者释怀，是今天的殡葬改革重建其社会墓础和影响力的墓本前提，也是丧葬文化在社会变迁中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发展方向。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丧葬文化对于我们不仅是一套相互配合的仪式、习俗及观念系统构成的体系，它还是包含着对生命的体悟和感受的日常生活方式。然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丧葬文化正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机械化”的死亡处理方式造成了人们对死亡的回避，突显出了人们所面临的死亡问题。因此，重建现代丧葬文化正是赋予现代人生命意义再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